你好，我是半落。
和你分享因为古蜀道对故宫文物南迁、西南联大一个最新的强烈感受，但愿对你也有启发。
最初，我只是想知道，古蜀道上林立的千年古柏，有没有见过比自己更古老的事物。它们相互见到时会是什么心情。
嗯，它们是生命，有心情的，只是不以我们目前感知方式出现。
于是我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古蜀道上千年古柏和剑门关，见过比它们更古老的事物，护送它们的是一群年轻人。看到国宝经过，古柏、剑山和剑门关，一定很激动，他们和沿途守卫的士兵一样，默默不语，只有叶子颤抖的厉害。那一刻，比唐玄宗经过要更为重要。
展开剩余86%1938年，当无数人惊慌的沿着蜀道入川。古柏们看见一群无声的生命走在路上，他们见到了3100多岁的商代兽面纹青铜器，那是人与神的通话器；见到了2900多岁散氏盘，那是西周晚期的青铜瑰宝，盘内的铭文是一篇珍贵的土地契约，400多年后古蜀道上现存最古老的柏树才种进土地；
它们见到了2500岁的岐阳石鼓，它被誉为“中华第一古物”，石鼓上的文字——石鼓文，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
见到2800岁的毛公鼎，那是西周晚期的国之重器，铭文中周宣王告诫重臣毛公勤政廉政，敦敦告知： 王权之上，还有民心天道 。
它们见到了当时国内发现最早的印刷品之一《陀罗尼经》五代刻本，它从杭州西湖雷峰塔地宫出来，去了北京，又走上了古蜀道。一张纸，载着信仰和精神，穿过了千年时光。
7286箱故宫文物静静走过古蜀道，走进剑门关。它们从北京出发，到南京，去宝鸡，翻越秦岭，到达汉中，在沿古蜀金牛道建成的川陕公路入川。守护者说，秦蜀古道这一段，是最难的。为了以防万一，另外1万多箱，兵分两路。
故宫文物南迁是中国和世界文物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文物迁徙，1933年2月6日，第一批文物从故宫午门起运。故宫近百万件文物历经艰辛坎坷，历时16年，行程数万里，播迁十余省，南迁上海、南京，西迁长沙、宝鸡、汉中、重庆、贵阳、安顺、巴县、峨眉、乐山等地。抗战胜利后，又经历了集中重庆、东归南京、迁台和北返，其中遭遇抢劫、轰炸、火灾、潮湿、虫蚁、滑坡、落水、陷车，每每都化险为夷。一共迁移19,557箱文物，几乎无一损失，创造了“零损毁”的保护奇迹，创造了战争环境下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伟大奇迹。
守护者说，这样穿越一切困难，万无一失的奇迹，是“文物有灵”，我看到的是一个个“人”的身影和一群人的信念。
有一年我去乐山安谷“战时故宫博物馆”，在这里知道乐山保管了战时最多的故宫文物，16,600余箱，8年时间，防火、防潮、防盗、防蚁、防鼠，无一损失。文物守护者说当地百姓抬放文物比他们还要小心。
我第一次知道一个词叫“功侔鲁壁”，是因为这里高悬的金漆牌匾，这是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亲笔书写的，以原国民政府为名义，分别赠给当年藏有国宝的六个宗祠。“功侔鲁壁”意思是，当地百姓为守护故宫文物、守护中华文化的贡献，就像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孔子后人将儒家经典（如《尚书》《论语》）藏于曲阜孔府的墙壁内，使典籍免于焚毁。西汉时鲁恭王刘余扩建宫室，意外发现这批藏书，儒家文化由此得以传承，一样伟大。
这是马衡代表故宫人对于乐山人民的肯定，其实也是他们的自我肯定。
因为四川，因为古蜀道，因为金牛道、剑门关和千年古柏，我对故宫南迁又多了一点认知和感受。古蜀道最知名的诗文一定是李白《蜀道难》。不多人知道的是，当年西南联大中文系主席罗常培先生也有本书叫《蜀道难》，这是他陪伴梅贻琦先生、郑天挺先生在四川考察的记述，他们为西南联大寻找昆明之后的后备方案。他们也行走在广义的蜀道上，一路花在克服路上困难的时间占了考察的80%。
因为蜀道相遇和连接，我有了发现，故宫文物南迁创造奇迹背后的信念和西南联大创造的人才培养的奇迹的信念，是共通的。
6.25/7.16（已成团，可定制）与李白、杜甫、陆游、苏东坡对话——半落陪你以小白最友好方式行走蜀道
西南联大，一所在抗战期间只存在了8年的大学，却影响了中国80年，8年抗战，这里来了8000名学生，4000人毕业，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得主、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元勋、9位党和国家领导人、175位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这中间的许多人都是中国某一个领域开辟者、推进者、突围者、擎天一柱
为什么西南联大可以创造这样的奇迹？
有许多的因素促成这一点，有众多的大师、有优良的学生、有独立自由民主、有梅贻琦这样的优秀的校长和一众办事人员，有民众和各级的支持，万缘和合，再难再现。
但前面的每一点、每个方面，都只是组成部分。
直到有一次，我陪伴伙伴走了9天，从蒙自西南联大分校沿滇越铁路走到西南联大昆明总校，参观完联大博物馆、老教室、走过梅贻琦张伯苓蒋梦麟塑像，走过闻一多衣冠冢、走过烈士纪念碑，来到“西南联大纪念碑”前，一句一句诵读冯友兰先生撰文、闻一多先生篆额、罗庸先生书丹的碑文，当我读到“惟以文化力量與日本爭持於平津”，“此三校實為其中堅”。
我流泪了。我曾经是军人，军事的无能才让文化要成为争持的唯一力量，这让我们惭愧；我被震撼，无形的文化对于国家、民族是如此的重要。
为什么在山河破碎、朝不保夕的情形下，钱穆先生要在偏远宜良的岩泉古寺中写作《国史大纲》；为什么那么多学术成果可以在那样简陋的条件下产生；为什么曾昭抡教授要带领学生徒步走进被喻为中国最难以抵达的区域大凉山；为什么要“静坐听雨”……
“惟以文化力量”
“国家亡了终有复国之日，文化断了那我们永无复国可能”
文物是文化的历史物质载体，不可再生；人是文化生命载体，创造者、传承者，不可中断。
正是这样共通的信念，让故宫南迁，可以在十几年的万里征程中，几乎无一件损毁；让西南联大师生，还有许多类似的学校、机构和人，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创造卓绝的人才成绩。
我有幸，因为行走西南联大，行走古蜀道，行走故宫南迁之路，将这一切联系起来，感受到他们。
感恩这条路，感恩你们！
发布于：广东省